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，现有已编目的胡适中文藏书五千九百四十一种，这是胡适一九四八年底离开中国大陆之际，所遗留的私人藏书的主要部分。这其中编号四九九〇的藏书《太平清调迦陵音》，为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刊行的线装本，是影印清宫旧藏的一部明代曲学古籍。一九三〇年六月，胡适为这册影印本题写书名，这是他首次为故宫出版物题写书名。
而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南港，胡适纪念馆的馆藏图书中，在已编目的两千七百零六种胡适中文藏书中，编号为〇三六七的《故宫文物浅说》一书，也是由胡适题写书名的。这是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台湾初版发行的，介绍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的小册子，这是胡适最后一次为“故宫”相关出版物题写书名。
胡适题笺《故宫文物浅说》，1959年台湾出版。
说到“故宫”，胡适与之机缘不浅。他是“进过宫”，与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通过电话，聊过天的现代学者，也是直接见证“紫禁城”化身“故宫”，直接经历皇家禁宫化身国家博物院的现代学者。这一切，都还得从一九二二年五月三十日，那一次著名的、引发众多非议的溥仪召见说起。
胡适1920年代初存照，辑自《中国名人录》（ 第三版）。
楔子：紫禁城来电
胡适日记：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七日
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，邀我明天去谈谈。我因为明天不得闲，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（宫中逢二休息）。
——这应当是中国的大学教授首次接到紫禁城内皇帝的电话，而作为现代学者的胡适，并没有因之诚惶诚恐、受宠若惊。因为次日要在北大监考及讨论招考简章方案，胡适不得不将“进宫”时间推后。但他也相当重视这次面晤末代皇帝的机缘，于五月二十四日提前做了相关信息搜集，以确保“进宫”时的得体适宜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
我因为宣统要见我，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（Johnston)，问他宫中情形。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，自行其意，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。前次他把辫子剪去，即是一例。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，他要去看他，宫中人劝阻他，他不听，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，这也是一例。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《尝试集》，故我送庄士敦一部《文存》时，也送了宣统一部。这一次他要见我，完全不同人商量，庄士敦也不知道，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。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，他教授宣统，成绩颇好；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，故宣统也很感激他。宫中人很忌庄士敦，故此次他想辞职，但宣统坚决不肯放他走。
一九二二年五月三十日，时年三十一岁的胡适如约前往故宫，面见溥仪。这是中国现代学者首次应召“进宫”，当然，也是中华民国的教授首次面见大清帝国的皇帝；还是新文化运动开创者头一遭直接面对封建文化最高缔造者等等，很多可以为此次会谈赋予的重大历史意义，都可以定格在这一天。胡适的“史料癖”也在这一天得到空前满足，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胡博士“进宫一日游”的全过程。日记原文如下：
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，故未上课。
十二时前，他派了一个太监，来我家接我。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，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，他们通电话给里面，说某人到了。我在客厅里坐时，见墙上挂着一幅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榻本。此画极好，有一诗云：
写竹应师竹，何须似古人？
心眼手如一，下笔自神通。
道光辛丑又三月，南海招子庸作于潍阳官舍。
招子庸即是用广州土话作《粤讴》的大诗人；此诗虽是论画，亦可见其人可见其诗。
他们电话完了，我们进宫门，经春华门，进养心殿。清帝在殿的东厢，外面装大玻璃，门口挂厚帘子；太监们掀起帘子，我进去。清帝已起立，我对他行鞠躬礼，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，请我坐，我就坐了。我称他“皇上”，他称我“先生”。他的样子很清秀，但单薄的很；他虽只十七岁，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；穿蓝袍子，玄色背心。室中略有古玩陈设，靠窗摆着许多书，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，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，中有《晨报》、英文《快报》。几上又摆着白情的《草儿》，亚东的《西游记》。他问起白情，平伯；还问及《诗》杂志。他曾作旧诗，近来也试作新诗。他说他也赞成白话。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，他说，“我们做错了许多事，到这个地位，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，我心里很不安。我本想谋独立生活，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。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，因为我一独立，他们就没有依靠了。”
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。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，可以告诉我。我谈了二十分钟，就出来了。
当胡适进宫面见“皇上”的消息传出后，据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的回忆，宫内保守势力对此极为不满，深恐宫外的“新文化”污染了宫内的“王道”，各种议论在宫中像炸开了油锅似的。而在紫禁城外，各种揣测与传闻也蜂起，诸如“胡适为帝师”、“胡适请求免拜跪”等小道消息不绝于耳。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，胡适进宫五十天后，各种传闻仍未平息，为正视听，他写了一篇《宣统与胡适》，将日记中的内容全盘照搬出来，略加修订，次日就刊登在了《努力周报》上。文章最后感慨说：
一个人去看一个人，本也没有什么希奇。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，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，很可怜的；他在这寂寞之中，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： 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。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，还不曾洗刷干净。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，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，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。
《宣统与胡适》，1922年7月23日刊载于《努力》周报。
至此，关于胡适进宫的种种奇谈怪论，理应返归到合乎情理的一个结论，即胡适进宫既无政治目的，也谈不上什么新旧文化交锋，只是两位年青人在紫禁城里闲聊文学与人生罢了。如果说一定要将这次面晤，赋予一点可以“拔高”的意义，那也仅仅局限于文学意义上的感触罢了。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，胡适曾在日记中写了一首诗，来纪念这次面晤，诗云：
有感
咬不开，捶不碎的核儿，
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；
百尺的宫墙，千年的礼教，
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！
据庄士敦回忆，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，胡适又一次进宫见溥仪。不过，此次见面为时甚短，胡适也没有将其记录于日记之中。半年之后，百尺宫墙内外，却又横生剧变。这一次，胡适再次因为溥仪，被社会各界舆论推到了峰口浪尖，即使新派知识分子阵营内部也对其横加指责了。
原来，一九二四年十月，冯玉祥率国民军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解散国会，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，由黄郛代行国务总理，组成摄政内阁。十一月五日，内阁强行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，没收清宫，永远废除皇帝尊号，并把溥仪的小朝廷赶出紫禁城，限当天全部搬出。
十一月五日下午，已经两次进宫见过溥仪，对这位逊位皇帝印象并不算坏的胡适，突然听闻了冯玉祥兵占故宫的消息。他为之愤愤不平，当即给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写信，抗议民国军队以强暴蛮横的姿态驱逐逊帝，背弃了早已签订的《清室优待协议》，强调说这一事件实为“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”。他要为那位百尺宫墙内的寂寞少年鸣不平、讨公道、要说法，在信中慷慨陈辞如下：
儒堂先生：
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，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。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，逐去清帝；我初不信，后来打听，才知道是真事。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，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，条约的关系。条约可以修正，可以废止，但堂堂的民国，欺人之弱，乘人之丧，以强暴行之，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。今清帝既已出宫，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，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：
（一）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。
（二）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，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，由国家宣告为“国宝”，永远保存，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。
（三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，应公平估价，给与代价，指定的款，分年付与，以为清室养赡之资。
我对于此次政变，还不曾说过话，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，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。倘见着膺白先生，我盼望先生把此信给他看看。
胡适敬上 十三，十一，五
胡适的这封信，刊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九日的北平《晨报》之上，直截了当的成了公开反对政府、支持清室的“话柄”。一时舆论大哗，对胡适口诛笔伐接踵而至，大有人人得而诛之的架式了。
胡适的友人们也纷纷致信，痛陈其谬，规劝其纠正观念，应当支持驱逐溥仪、没收清宫。当时与胡适在“新文学运动”中关系颇为密切的周作人，来信表明其反对意见：“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，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‘仁义’，不是绅士的行为，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，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，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，虽然说不上是历史上的荣誉，但也决不是污点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不能和你同意。”北大教授李书华、李宗侗联名致信胡适，信中明确质疑了胡适的公开信，直接指出：“我们读了这段新闻以后，觉得非常骇异，这种议论，若出于‘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’的一般人，或其他‘与清室有关系’的一般人之口中，当然不足为怪，但是一个新文化的领袖，新思想的代表，竟然发表这样论调，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”。
在一片反对声浪中，胡适并没有退让与避嫌之意，他始终强调“民国的要素，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”，他始终坚持在公开信中的观点与主张，要求政府遵守契约精神，善待清室与故宫资产。在此之后两年间，康有为四处游说欲请溥仪还宫，章太炎坚请政府拒还故宫等等，都还可以看作胡适这封公开信所衍生的争端种种。
当然，胡适这场“冒天下之大不韪”的论争，终究还是以溥仪迁居、故宫国有而告终，但善待国民遗产、慎管故宫古物的动议，多多少少还是对当局起到了触动、监督的作用。当时写联名信抗议胡适的李宗侗，后来就成为故宫文物的清理与保护者。他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三年间，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，参与故宫文物清理和接收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又护送故宫文物南迁宁沪和重庆。一九四八年故宫文物迁台，参与清点整理，设立故宫博物院，安顿国宝。
胡适晚年存照，自题“在雾峰校书”组照之一，摄于一九五九年。
显而易见，胡适与故宫的机缘，虽因末代皇帝溥仪的召见而悄然开启，却并未因其迁离故宫而终结。胡适善待国民遗产、慎管故宫古物的精神，以及其中所寄予的那份对历史之同情，不但伴随其人其思终生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海峡两岸的后世学者。
——《紫禁城》2015.3、4期
作者：肖伊绯
